（本報訊）近日，記者從深圳市南山區(qū)人民法院（下稱“南山法院”）了解到，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“富安娜”）向余松恩、周西川、吳滔等前自然人股東就違反《承諾函》約定，要求賠償違約金系列案有了最新進展，該系列案的關鍵證據(jù)——由被告之一吳滔向南山法院申請的《承諾函》真?zhèn)舞b定結(jié)果已經(jīng)出爐，經(jīng)過南山法院委托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鑒定，最終認定該《承諾函》的文字是同一時間（一次性）打印形成；《承諾函》落款承諾人處“吳滔”簽名是吳滔本人書寫，摁在吳滔簽名上的指印也是吳滔本人的。就此，圍繞富安娜天價訴訟案的最大懸念已解。富安娜又一次有力揭穿了余松恩、周西川、吳滔等前自然人股東否認簽過《承諾函》的謊言。

此前，該系列案之一，原告富安娜訴被告曹琳案的一審判決書中，南山法院對《承諾函》的法律效力做出了評判，認為《承諾函》合法有效，對被告曹琳具有約束力，并據(jù)此判決被告曹琳需支付原告富安娜違約金1，898，856.96元及利息，富安娜股權(quán)激勵索賠糾紛首案一審以富安娜勝訴告終。

早在2007年6月，為了吸引和留住優(yōu)秀人才，建立和健全激勵約束機制，富安娜制定《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》，以定向增發(fā)方式向激勵對象發(fā)行700萬股限制性股票，激勵對象包括公司及下屬控股子公司董事、監(jiān)事、高級管理人員及主要業(yè)務骨干。

2008年3月，富安娜向中國證監(jiān)會申請IPO，為配合上市，富安娜終止上述計劃，并將所有限制性股票轉(zhuǎn)換為無限制性的普通股。同時，富安娜與持有原始股的余松恩、周西川、陳瑾、吳滔、曹琳等人協(xié)商，他們向公司出具了《承諾函》。

按照《承諾函》的約定，持有原始股的員工“自承諾函簽署日至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年內(nèi)，不以書面的形式向公司提出辭職、不連續(xù)曠工超過七日、不發(fā)生侵占公司資產(chǎn)并導致公司利益受損的行為，若違反上述承諾，自愿承擔對公司的違約責任并向公司支付違約金。”簽署人是以公司股東的身份向公司出具《承諾函》，《承諾函》體現(xiàn)的是股東與公司之間的股權(quán)法律關系。

2008年7月起至2009年9月份，余松恩、周西川等部分非創(chuàng)業(yè)股東向富安娜提出辭職申請，并先后離開公司。據(jù)了解，余松恩、周西川、陳瑾等人離職后，均跳槽至富安娜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水星家紡。

2012年12月26日，富安娜對余松恩、周西川、陳瑾、吳滔、曹琳等26名自然人股東就《承諾函》違約金糾紛一事向南山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，要求判令各被告分別賠償違約金累計達8121.67萬元，該案堪稱A股“史上最貴違約金”，被媒體和社會高度關注。

富安娜提起訴訟后，南山法院對每個被告進行單獨立案,記者采訪發(fā)現(xiàn)，此系列股權(quán)糾紛案正式立案受理之后，是否敢鑒定《承諾函》成為原、被告雙方真實底牌的試金石。

原告富安娜方面，自提起訴訟之日起，就堅稱被告簽署《承諾函》的事實成立，并提交了被告親筆簽名的書面證據(jù)，同時配合被告對《承諾函》做鑒定，并積極與被告方溝通，展現(xiàn)了足夠的誠意。反觀被告方面，對待《承諾函》的立場可謂模棱兩可，前后觀點時常相左，從部分媒體的報道中可窺見一二。

今年3月，在對某網(wǎng)站的采訪中，“周西川等人提出異議稱，承諾函是在富安娜私下違規(guī)脅迫在職期間的IPO前普通股股東簽下的。”言下之意，至少是簽過《承諾函》。而在今年11月，在對某周報的爆料中，周西川告訴記者：“作為訴訟里面的主要證據(jù)，這份承諾函我本人從來沒有簽署過。”

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，為何有完全相反的說法？到底是簽了還是沒簽呢？其本人難道還不清楚嗎？背后有何原因？部分被告不但對媒體信口雌黃，玩弄媒體于股掌之間，部分被告對于人民法院，亦是出爾反爾。

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，前述部分被告頻頻向媒體“爆料”，稱富安娜在IPO之前曾經(jīng)“秘密回購”20名員工股票，并要求離職股東上交自己深交所股東卡、股東卡密碼與股東卡資金賬戶相關聯(lián)的銀行卡及密碼。

在富安娜的公告中：富安娜從未與媒體報道提到的20名首發(fā)前自然人股東發(fā)生回購公司股票的行為，也沒有與其他任何股東發(fā)生秘密回購公司股票行為。因為不存在股票回購的行為，更不存在要求任何員工或股東上交其所持有的深交所股東卡、股東卡密碼與股東卡資金賬戶相關聯(lián)的銀行卡及密碼的情形，公司從未侵占任何個人所持有的股東賬戶卡、銀行卡等財產(chǎn)資料，更不會違法操作他人證券賬戶。

在訴訟過程中，富安娜申請了對被告進行財產(chǎn)保全凍結(jié)，由凍結(jié)股份改為凍結(jié)股票證券賬戶，是為了保證本案判決后能順利執(zhí)行，公司在起訴的同時申請了財產(chǎn)保全，查封了被告相應價值的財產(chǎn)：一部分被告是其在證券公司相應價值的賬戶資產(chǎn)；一部分被告因在外地證券部開戶，故查封其在中國證券登記結(jié)算公司相應價值的股票。為避免被凍結(jié)股票價格波動造成損失，解封了原查封的股票，改為查封被告在外地證券部的相應價值的賬戶資產(chǎn)。該查封是同一個標的物的不同形式，不屬于重復查封，更不屬于超標的查封，完全符合法律的規(guī)定。否則，法院也不會準許。

法律界人士分析指出，近年來司法審判領域有一股歪風，就是理虧的一方為了彌補在證據(jù)方面的不足，大打“情感牌”、“悲情牌”、“爆料牌”，一些不明就里的媒體，一味追求“猛料”和“獨家”，稍加不慎就容易被當槍使，喪失媒體的公信力，殊不知民事訴訟的核心在于“拼證據(jù)”，在于“以事實為依據(jù)，以法律為準繩”，試圖借助輿論影響司法的伎倆，最終都不會得逞。